誰被消費了？
電影「我愛上流」敘述了飽受挫折、窮困潦倒的小人物，最後如何戰勝大老闆，讓廣大的苦悶上班族為之叫好，但片中刻畫最深的是，金凱瑞如何費盡心思擠進上流社會，如何沉浸在物慾橫流的生活，或許，這更讓許多為了「五斗米折腰」的上班族「心有戚戚焉」！當生產型社會逐漸轉為消費導向後，啜飲星巴克、悠游誠品儼然成了生活時尚，被現代人努力實踐著。工作的目的不僅為了溫飽，更是為了消費。為了打造上流社會的品味，為了滿足身為「中產階級」的要件，人人似乎都爭相扮演「上流美」。
在消費至上的觀念驅使下，向銀行借錢被評為高尚的行為，卻也奏起卡奴燒炭自殺的悲歌。因此，當「卡神」以救世主之姿趁勢崛起時，不少痛恨銀行吃人不吐骨頭，對生活感到無助、絕望的民眾，不但心理感到欣慰，也油然升起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想像。只不過，「卡神」終究是個人的神話，也是社會集體焦慮的投射，當多數消費者無力償債，淪為被銀行出售債權的「商品」，到底是誰被消費了，答案其實不言可喻。
當消費者獲得物質滿足的同時，除了失去其主體性，是否還失去更多，頗值得深思。尤其在過度消費的背後，傳統工作倫理能否繼續維繫，「工作是為了消費」的價值觀是否有必要扭轉，也成了現代人不可逃避的課題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工作沒了保障，或是入不敷出，又該如何消費呢？
努力成為奴隸？
社會開始邁入工業化之際，農人、工人曾擔心，機器可能搶走他們的飯碗，但是高技術性的勞動需求，也相對創造工作機會並提高所得。如今，後工業時代來臨，經濟發展與就業保障的衝突愈形激烈，一般的白領階級尤其面臨兩難─若未能躋身領導階層或另謀出路，恐被迫轉為低階勞工，甚至面臨失業。
全球化的潮流帶來人才流動，企業用人也由終身聘僱，轉為彈性約聘，甚至連個人在組織的定位也逐漸模糊，於是，新經濟所形塑的工作倫理，已逐漸植基於「改變、風險、不確定的開放態度」。因此，當民眾競相提升競爭優勢，卻仍面臨「僧多粥少」的難題─就業，無疑成了「是非題」，而非「選擇題」。
在擔心失業的集體恐懼中，對企業主無疑是極其有利的。年輕人為了「卡位」費盡心思，即使發現薪資結構不合理、超時工作，多半都不敢吭一聲。青輔會辦理的「青年職場體驗計畫」，雖然月薪只有區區一萬多元，也吸引不少年輕人參加，即使「同工不同酬」也在所不惜，就怕無法搶搭就業列車。
一旦害怕失業、害怕貧窮的恐懼逐漸延燒成為燎原野火，法國爆發「三月學運」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法國總理德維勒班推動「青年首度就業法」﹝CPE﹞，原意是要促進職場的流動，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進入職場，並於兩年的試用期滿後，獲得較為穩定的工作。但條文也明定，企業起用新人後，可在兩年內隨意解雇，不需任何理由，這不僅讓年輕人感到飽受威脅，工會也高分貝質疑，政府剝奪了原有的就業保障。CPE法案被視為「就業不穩定的法制化」，導致學生要與工會串聯抗議。
當工作是為了追逐消費，無疑是可悲的，但更可悲的是，民眾努力工作只能圖個溫飽，對當下無法掌握，對未來又惶恐不安，一旦現實的失望轉為絕望，不僅可能演變爆發街頭抗爭的動盪，也讓社會陷入集體逃避責任的惡性循環。尤其，「中產階級」向來是社會中堅，如果連他們也自身難保，甚至多數人感到無力「向上提升」，自願落居「下層階級」尋求喘息空間，甚至被迫淪為「新貧階級」，社會的「向下沉淪」也就難以避免了。
台灣版「下流社會」！
日本去年開始反省「下流社會」的現象，擔心年輕世代缺乏企圖心，導致中產階級逐漸消逝，社會向下流動。台灣近年來也有類似情況，年輕的「新貧階級」（New Poverty）面對延遲就業或入不敷出的困境，使得中壯世代被迫「蠟燭兩頭燒」─同時得苦惱老、少兩個世代的開銷─心目中的「中產階級」生活也因此被扯得支離破碎。
年輕的「新貧階級」越來越多，究竟是個人因素或是環境使然，值得好好探究一番。令人憂心的是，台灣的高等教育已逐漸普及，理應創造更多的「中產階級」，實際上卻是「新貧階級」與日俱增─如果學歷不再是就業的保證，無法與高薪畫上等號，自身難保的年輕人如何擔起社會重擔？貧苦子弟又要如何鹹魚翻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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