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「新貧階級」的數量急速膨脹，當貧窮成了社會集體焦慮的來源，教育不應該只被視為脫貧的途徑，學校也應及早教導學生正視貧窮，方能讓學生因應高風險、不確定的社會。社會學家包曼說，「窮人需要且值得我們關注，因為我們把潛藏的恐懼，投射在窮人的形象上」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避免自己遭遇貧窮，心理調適出現危機時，能夠如《窮得有品味》書中所言，「越到山窮水盡，越表現得鎮定沉穩，不失幽默感。」
不過，當《On (not) getting by in America》一書問世後，卻意外在美國引發軒然大波。作者Ehrenreich在書中敘述自己如何以基本工資過活，即使兼兩份全職工作，仍舊錙銖必較、難以糊口，硬生生揭露資本社會黑暗面，戳破了均富社會的假象。Ehrenreich還強調，她只是暫時性的實驗，但美國有成千上萬民眾，必須終生面對生活的困頓、不安。
這本書被北卡羅萊納大學當作大一生的通識教材，未料，讓不少共和黨議員大為光火，認為該書「有損人格」，要求校方為未來的菁英選擇「較為高尚」的經典。這凸顯了富裕國家把貧窮引以為恥，卻忽略了貧窮早已伴隨富裕而生，還阿Q地以為貧窮並不存在。
台灣的國民所得雖然逼近1萬6千元，官員也以失業率下降沾沾自得，但根據主計處統計，最高所得家庭與最低所得家庭所得差距倍數，已從5年前的5.5倍，升高為6倍；最高所得家庭的勞動報酬，在最近8年仍有成長，其餘卻都呈現下滑趨勢，最低所得家庭的收入還比8年前短少3成；加上有錢人儲蓄率達36％，窮人儲蓄率僅0.6%，這都是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警訊。
再者，台灣低收入戶已在去年底攀升至8萬5千多戶，人數超過21萬人，比5年前多了近5萬人，但因低收入戶的認定標準有三項，包括該戶每人平均所得低於「最低生活費」9,210元﹝2006年標準﹞，每人動產﹝存款加投資﹞不得超過5萬5千元，每戶動產﹝土地加房屋﹞價值不得超過260 萬元，如此嚴苛的認定標準，無形中排除了大多數的「新貧階級」。
曾有不少學者質疑，官方數據顯示，台灣低收入戶約佔總戶數的1%，相較於歐美國家的動輒超過10%，明顯偏低，不過，台灣貧窮線的制訂過於嚴苛，無法凸顯相對貧窮、主觀貧窮的概念，加上社會救助的預算甚少﹝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率約5%，美國平均達11%以上﹞，導致瀕臨貧窮線的人口無法獲得補助。
這些台灣的「新貧階級」包括了「working poor」﹝薪水微薄的貧窮工人﹞、有工作能力卻失業者以及女性單親家庭等，他們往往得負擔家庭生計，但即使努力工作仍入不敷出，也往往在裁員時首當其衝；他們不但負擔最重，壓力也最大，卻始終被排除在官方認定的貧窮以外，當然也無法獲得任何官方補助。
階級衝突消失了嗎？
當他們無力改善生活困境，「相對剝奪感」又持續加深，難保不會出現新一波的階級衝突。例如，當軍公教家庭子弟可以申請學雜費補助，收入相對微薄的勞工家庭，想要上大學卻得勒緊褲帶籌錢，或是申辦就學貸款，試問，他們還會甘心繳稅嗎？
資本主義帶來了市場機制、消費生活，曾有人以為，無階級的社會已經來臨。19世紀末，當馬克思主義者疾呼，資本主義導致社會兩極化、貧困化，德國社會學家伯恩斯坦曾表示反對，他認為，在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下，工人所得已經提高，中產階級已經擴大。20世紀末，美國社會學家桑德斯指出，在資本所有權高度民主化，資產階級已不復存在。
事實上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衝突從未消失，只是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。「新貧階級」在某種程度上，比起無產階級更加無產階級，不僅代表被剝削者的縮影，也不斷蓄積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不滿，法國「三月學運」又何嘗不是階級衝突的表現。
無論共產主義能否做到「人人有飯吃」，資本主義卻因機會、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等問題，讓弱勢者「看得到卻吃不到」。因此，「新貧階級」的形成原因，可能已無關個人怠惰或個人選擇，而是社會加諸於勞動階級的枷鎖，企圖讓他們承擔經濟成長的後遺症，包括延遲就業、失業週期長、微薄薪資、超時工作等。
英國哲學家邊沁曾提議，政府不妨設置數百間收容所，將無法養活自己的大人、小孩通通抓進去，邊沁認為，這些人無法管好自己，才會落入貧窮，必須接受管教，才能化腐朽為神奇。
邊沁把貧窮歸究於個人的罪惡，忽略了結構性因素，包括政府在產業、教育各方面的責任，把一切化約為「窮人們自找的」。由於台灣政府始終凸顯均富，忽略貧窮已是普遍的現象，讓人不禁擔心：政府是否會心血來潮，興起「管教窮人」的念頭，忘了自己才是「均貧」的罪魁禍首，把窮人拿來當作「拚經濟」的祭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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