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認為，經濟不景氣造成就業機會大為緊縮，也影響企業的調薪意願，才讓社會新鮮人大嘆「錢歹賺」，不過，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認為，政府的「教改」政策失當，未能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所需，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。
「教改總體檢」發起人之一的黃光國指出，教改喊出「廣設高中大學」、「消滅明星學校」等空泛口號，卻未考量經濟發展的方向，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等問題，這不僅導致「高等教育虛胖、技職教育萎縮」，「一流專科成了三流大學」，讓技職體系失去實務導向的特色，導致人才無法配合產業需求，甚至還造成資源嚴重分散，高等教育品質低落，影響了學生的競爭力，「年輕的新貧階級也因而越來越多」。
黃光國舉例說，東京大學學生每人每年可獲得約新台幣180萬元的教育資源，但台灣大學學生不到40萬元，全台灣的大學生平均更只有13萬元，「這要大學生如何提升競爭力？」
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也在《誰捉弄了台灣教改？》書中指出，前教育部長吳京提出「三條國道」政策，開放許多技職校院升格改制，造成大專院校數量快速膨脹，不僅資源分配失衡，學生素質也降低許多，讓高等教育潛藏危機。
另一方面，當「多元入學」成了「多金入學」，貧苦家庭子弟想要擠進名校，恐怕難如登天，只好選擇門檻較低的私立學校，但繼之而來的高額學費，又令人喘不過氣，即使勉強用「就學貸款」撐到畢業，也得面臨「畢業即負債」、「文憑貶值、債台高築」的窘境。
根據教育部統計，每戶教育研究支出費用佔「可支配所得」的比例顯示，最低收入家庭﹝按所得五分位分﹞於民國92年的比例僅2.68%，較整體平均值5.34%相差一倍；若以實際支出比例統計，在民國92年，最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約77751元，最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僅7943元，更相差9.8倍之多。教育部統計也指出，民國92年，最高收入家庭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約69.2%，最低收入家庭子弟的比例只有45%。綜上所述，貧富子弟在教育競爭上，根本不是站在同一個起跑點。
根據2003年的一份調查顯示，美國最知名的大學中，有74%學生來自富人家庭，來自最貧窮家庭者只占3%；2005年另一份報告也指出，美國超過3分之1的高中畢業生，先在社區學院就讀2年，再轉學到4年制大學就讀，但能順利轉入名校者只占千分之一。 有鑒於此，美國南加大、康乃爾大學等8所名校近日發起「扶貧計畫」，預計將出資2000多萬美金，招收1000多名清寒轉學生，希望能扭轉窮學生讀不起名校的刻板印象。但是，台灣除了開辦就學貸款讓清寒家庭「自力救濟」，又拿出什麼好辦法？
教育部去年在緊縮補助之際，還拋出「學費自由化」的訊息，「開放私立大學自行調整學雜費」，私立大學苦於無米之炊之餘，自然把腦筋動到學生身上，導致不少學生團體串連，抗議「教育商品化」，盼能抵制高學費。根據主計處的統計指出，92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因經濟因素休學高達7129人，與87學年度的2664人相較，成長幅度驚人，緊接而來的「高學費」趨勢，更讓貧苦家庭叫苦連天。
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曾撰文痛陳，「台灣的公立學校只照顧了菁英份子」，當貧苦子弟擠不進公立名校，被迫選擇學費高昂的私校，甚至被迫放棄高等教育，恐會造成「貧者愈貧，富者愈富」的現象。有人認為，陳水扁總統出身三級貧戶的家庭，最後得以登上總統大位，教育確實幫了大忙，但如果陳水扁晚出生30年，情況可能大不相同，能否進入台大都是問題，遑論要順利畢業。
可惜的是，當窮人深覺學費是鈔票堆砌的門檻，陳水扁卻提出「學費不會阻礙階級流動」的論調，還要民眾把高等教育當作投資，要預先做好財務規劃，讓背負就學貸款壓力的家庭質疑，這豈不是現代版的「何不食肉糜」？
德國過去考慮廢除大學免學費的制度時，前總理施若德曾公開反對。施若德認為，「上學要看學生的腦袋有多少東西，不是看他老爸的錢包有多少銀兩。」儘管如何收取學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，但若受教門檻因學費而提高，讓教育淪為阻礙階級流動的絆腳石，難道政府不是幫兇嗎？
曾發起「教育重建連線」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認為，近幾年，教改如火如荼進行，社會流動卻產生滯留現象，尤其當「多元入學」成了「多金入學」，學生沒有良好的家庭背景，一切都變得很困難，因此，教育作為突破階級藩籬的功能已轉趨式微，「貧窮世襲的說法，已經開始破解這個均富社會了」。
法國已故社會家布赫狄厄曾提出「文化再製理論」，凸顯文化資本在階級再製的重要性，他認為，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缺乏文化資源，較不可能教給子女勞動市場所鼓吹的文化資本，導致子女難以取得較佳的社經地位。如此看來，「階級複製」很有可能在台灣上演。
